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团队参与了一本关于查尔斯·布思雄心勃勃的研究的新书，该研究旨在绘制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每条街道的生活情况。LSE图书馆馆长Indy Bhullar谈到了学校与布思研究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为什么130年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19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中，富有的社会改革者查尔斯·布思开始对伦敦顽固的社会问题产生兴趣。为什么一些人尽全力工作仍然贫困？为什么疾病经常导致伦敦弱势群体陷入财务困境？
布思由于缺乏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感到沮丧，于是他从1886年开始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穿越伦敦的街道。他们的目的是收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以科学地绘制伦敦的社会地图。
Indy说：“布思及其团队花了数月时间收集数据，这些数据帮助他们了解人们的境况。他们还使用其他组织保留的详细记录，比如学校委员会的访问者，后者记录了每个学龄儿童的信息以管理学费，以帮助了解人们的生活。”
这项调查远远超出了布思最初的计划，涵盖了工业、宗教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最终花了他17年的时间完成并扩展到多卷册。
这项研究的数据宝库被用来创建伦敦社会经济状况的彩色分级地图，当时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显示了贫富极端并存的巨大不平等，揭示了极端的贫困。 Indy说：“布思用来标记贫困的红色、蓝色和黑色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信息图表的最早和最好的例子之一。”
布思的地图已经在一本新书《查尔斯·布思的贫困地图》中精美地再现，该书由泰晤士和汉德森出版。地图的大图像与布思及其研究小组在研究伦敦生活过程中所记下的记录和笔记并列。该书还包括一系列有关道德、移民、休闲和住房等主题的文章，来自LSE的贡献者包括Indy、Mary Morgan教授和Anne Power教授。
LSE在整个项目中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存在，与该项目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联系。Indy说：“即使布思在LSE成立之前十年开始他的调查，贝阿特丽斯·波特（后来成为韦伯）是布思的妻子的堂姐。她在该项目的规划阶段早期与布思会面，并帮助启动了该项目。
“这意味着LSE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背后的思想如何定义了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
“我认为这是LSE方式的最清晰例证之一；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来分析问题，利用它来设计解决社会挑战的解决方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测试你的假设和观点。”
该书阐明了布思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即他如何深入融入伦敦社会以加深自己的理解。“布思意识到简单收集统计数据是不够的；他实际上走出去看人们如何生活，并与他们谈论他们的经历。”
Indy多年来一直研究布思的档案，他的笔记和反思仍然令人惊讶：“我发现乔治·达克沃斯，布思的研究员之一，记录了访问一个非法赌场的情况。
“他找到了一个人带他去了彭顿维尔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和赌徒们待了一晚。这种工作是布思团队为了了解伦敦而不遗余力的例行作业，以及他们所体验的各种经历。”
LSE在2016年查尔斯·布思去世一百周年之际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活动；该书代表了学校与该研究之间关系的最新阶段。Indy说：“布思的研究是LSE最宝贵的档案之一。这本书是将他的研究带给新的读者的一个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