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的普遍理解是适者生存，但是这能解释那些展现无私、利他行为的物种内个体吗？哲学系的Jonathan Birch博士提供了一个用于组织自然界社会行为解释的框架。
每天结束时，巴西蚂蚁Forelius pusillus的工蚁封闭巢穴入口，使它们暴露在夜间寒冷的气温下。这种无私的行为很可能会致死，但封闭巢穴的工蚁提高了将繁殖下一代蚂蚁的姐妹们的存活几率。
这种昆虫的“利他”行为为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难题。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提出，适应环境的个体更有可能生存并成功繁殖，然后这些特征就会被传递给下一代。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讨论了有时行为降低了个体生存几率的情况，举例说明了不育的雄蜜蜂。一个世纪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W·D·汉密尔顿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来解释这种行为。在亲缘选择中，近亲更有可能共享基因。利他基因会通过导致亲缘关系较多的生殖后代的行为而在人群中传播。
近几十年来，亲缘选择被一种名为“群体选择”的替代理论挑战。在这种解释中，利他者与其受益者是同一稳定群体的一部分。自然选择作用在整个群体而不是个体层面。
这两种理论曾被认为是进化生物学家的竞争对手，只能有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如今，情况更为复杂。Jonathan Birch博士在《当前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重新构建辩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在种群内发生的演化过程。
Birch博士说：“基本的底层过程是利他基因传播，因为携带者之间聚集在一起，从而使利他行为的好处传给所有其他携带者。”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K-G空间”这一概念，用于思考演化过程中“亲缘选择特征”和“群体选择特征”的程度。
Birch博士解释了“K-G空间”如何适用于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他举例说明了生物学家E·O·威尔逊，他在早期曾写道，人类合作是通过亲缘选择演化的，但后来声称文明是通过群体选择演化的。
Birch博士说：“如果你认为这些想法只是看待同一过程的两种方式，威尔逊的观点就毫无意义。但我的框架允许我们对威尔逊的立场进行更宽容的重新解释。
“威尔逊曾认为近亲关系很重要：人们主要对亲属表现利他行为。他对此改变了看法，现在认为早期人类群体根本不是由亲属组成的。相反，他认为人类合作是因为非亲属之间的激烈组间竞争而演化出来的。”
Birch博士补充说，我们可以将威尔逊不同的观点视为“在K-G空间中变动，从一个有很多‘亲缘选择特征’而缺少‘群体选择特征’的假设过程，到一个新的假设过程中有很多‘群体选择特征’而缺少‘亲缘选择特征’”。
在这种阅读中，亲缘选择和群体选择更多地像连续变量，而不是明显不同的选择。
“我的框架旨在帮助生物学家以更明确的方式构建辩论，同时保持中立。当生物学家将他们的假设定位在‘K-G空间’中时，经验证据可以帮助他们之间做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