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的早期，人们普遍认为新媒体会作为一股善意的力量，解放、启发和赋予人们力量。
然而，一连串丑闻事件，如社交媒体公司被指控在英国和美国超支并滥用数据，淡化了这种乐观情绪。对于传媒与传播系副教授达米安·坦比尼博士来说，这些丑闻提出了我们如何限制互联网公司权力的问题。
坦比尼博士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互联网公司不断增长的权力，他在最近出版的合著书《数字主导》中贡献的章节中总结了心境变化，从“希望到绝望”。
事情的焦点是指控Facebook和剑桥分析公司，这两个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公司，以及专门从事微观定位的政治咨询公司，成为宣传的工具，监管竞选支出超支和侵犯数据保护。
Facebook的批评者声称这家科技巨头的疏忽是2016年两次重大政治颠覆事件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大选和英国的欧盟公投。
尽管坦比尼博士对这些揭露并不感到意外，但他希望这些揭露会有积极的一面；加速解决互联网技术如何影响我们政治过程的更广泛努力。
坦比尼博士表示：“我一直在关注一种监控资本主义模式的稳步崛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收集了有关消费者和选民的详细信息。”
“尽管剑桥分析丑闻涉及特定的针对竞选法的短期违规指控，但它引起了长期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就必须作出努力。”
坦比尼博士认为社交网络传播的现代宣传形式以及竞选支出限制的完整性是民主面临的最紧迫挑战。
坦比尼博士强调，这些领域的任何监管都必须与政府以伙伴方式开发。“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民众对民主的信任会丧失；我们不能仅仅把问题交给Facebook和类似公司未来自行监管，这个问题对民主来说太重要了。”
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公司必然需要国际合作。在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贸易上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当下，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坦比尼博士仍对挑战充满信心。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绝望；就全球层面对互联网的规制而言，整体方向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机构建设。”
“但我们需要考虑复杂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宣传，以及我们如何管理人工智能对个人进行微观定位的影响。对于这些挑战，并没有快速的监管解决方案，这需要时间。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结构性的。像Facebook这样公司的实力和主导地位可能也需要结构性的变革，例如在如何应用竞争法上做出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