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非洲国家，手机数量超过成年人，几乎普遍的覆盖率使得与整个人口进行直接沟通成为可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中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移动技术结合有关腐败和预算管理不当的信息，为改善民主结果提供了机会。
公民应该能够选出腐败政客；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国家中，这并不容易。由于媒体受国家控制、公民教育薄弱、机构不值得信赖和选举缺乏竞争性，选民通常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能力来惩治腐败政客。
东非内陆国家乌干达面临着许多挑战。乌干达国民对国内腐败的认识在世界上排名较高，而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民主制度也比较脆弱。
乌干达在备受争议的2016年选举中声誉受损，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竞选期间逮捕对手后延长了他30年的统治。
在乌干达热衷于移动手机技术的背景下，政府学系的Ryan Jablonski博士和合作者Mark Buntaine博士、Paula Pickering博士和Daniel Nielson博士选择了该国作为一个理想的案例，以测试技术干预是否能改善民主结果。
Jablonski博士表示，许多乌干达选民对其政治体系有很高的不信任感。他指出，“许多选民对信息持怀疑态度，这可能受到国家的影响，掩盖了公职人员的腐败活动。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无法对政客的行为进行充分的追责。”
在2016年乌干达地区选举中，Jablonski博士和他的合作者与Twaweza合作，向约16000名选民发送短信，告知他们有关地方政府委员会涉嫌预算欺诈的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确认接收到短信并了解到涉嫌欺诈大于他们预期的选民选票支持现任议员的可能性减少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了解到欺诈情况低于预期的选民选票支持现任议员的可能性增加了5个百分点。
在激烈的选举中，这些差距可能是是否罢免腐败官员或让他们继续五年任期的关键。
但在更高调的主席选举中，短信没有产生任何影响。Jablonski博士表示，“这可能意味着公民社会在选民接收大量信息或存在很多党派或族裔投票的选举中，传播可信信息的能力较弱。”
该项目还是一个名为“Metaketa I”的更大举措的一部分，该项目赞助研究团队研究有关贝宁、印度、巴西、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和墨西哥选民行为的信息影响。大多数其他研究结果为混合或无定论的，突出了设计有效和可扩展的公民干预措施面临的挑战。
Jablonski博士认为，移动技术可能是该干预措施有效性的关键。他说，“移动技术使我们能够私下、有迹可循地向公民发布信息，并将其量身定制到选民的社区。”
但移动技术也存在挑战。近年来在发达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之一是，手机的普及和个性化的政治信息传递意味着选民越来越不关注他们的手机和信息。研究人员担心，当这种类型的政治沟通变得更为常见时，像乌干达这样的国家的选民也会走上这条路。
但参与研究的选民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在研究结束时，超过80%的人声称已经阅读了这些信息，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信息是有价值的。
Jablonski博士认为，这项研究凸显了技术和精心管理的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个别拜访了人们的村庄，解释了这个项目，取得了他们允许我们长时间联系他们的许可。我认为我们建立的信任很重要。”
Jablonski博士认为，如果他们的研究模式得以复制，有潜力将研究扩展到更大群体的选民，但他警告其他受他研究启发的人不要过分依赖技术。
他说：“如果某人只是进入一个国家，发送大量短信，并期望改变人们的想法，他们将感到失望。
“您必须与个人建立关系，您必须拥有受信任的声誉，您必须提供选民认为新且有价值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