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的悲伤并非由经济因素引起，而是由失败的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和心理疾病引起的。
消除抑郁和焦虑将减少20%的悲伤，而消除贫困将减少5%。而且，减少心理疾病不会对公共资金产生净成本。
这些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领先机构本周在一次关于幸福的里程碑会议上提出的发现。
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将评估有关人生过程中幸福的研究证据以及如何最好地减少悲伤和促进幸福的政策影响。LSE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及其经济绩效中心（CEP）团队首次展示了他们对幸福起源的巨大研究成果，分析了四个国家的调查数据。
关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发现包括：
收入不平等仅解释了社区幸福变化的1％，而心理健康差异解释了4％以上。教育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小，与拥有伴侣等因素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人们评估他们的收入或教育时，他们通常会将其与当地的普遍标准进行比较。因此，总体上收入或教育的整体增加对整体人口的幸福几乎没有影响：如果我的相对收入增加，那么其他人的必须下降，平均值不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美国，尽管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平均幸福度自历史记录开始以来并未上升。
预测成年人幸福生活的最强因素不是孩子的学历，而是他们的情绪健康。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学校对孩子的情绪健康有很大影响，孩子上的学校将影响他们的情感幸福程度和他们的考试表现一样多。
莱亚德勋爵说：
“证据表明，对我们的幸福和痛苦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这要求国家承担新的角色-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幸福’。”
“在过去，国家已相继承担了贫困、失业、教育和身体健康。但现在同样重要的是家庭暴力、酒精中毒、抑郁和焦虑症状、疏远的青年、应试狂热等等。这些问题应该受到关注。”
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副秘书长Mari Kiviniemi，世界幸福报告的联合编辑Jeffrey Sachs教授以及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幸福专家Alan Krueger教授。分别就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德国、挪威、瑞典和美国的幸福进行了研究。
此外，现在在LSE工作的Paul Frijters教授开展了一个世界幸福小组，从幸福的角度每月评论世界事件。
What Works Centre for Wellbeing的主任Nancy Hey表示：
“大多数人认为提高幸福度很重要，也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更棘手的是理解政府、企业、社区等组织可以做些什么。”
“这项世界领先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什么真正支持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发现可用于制定政策和支出决策，希望能够引领继续建立全球证据基础，以提高幸福度。”
